［南理工］2004新闻背后的故事

请来了光头孟非
　　11月1日下午，捧着药走出医院时，瞥见墙壁上的公用电话，尽管希望渺茫，我还是决定试一试运气：“喂，您好！请问是江苏电视台人事处吗？我是南京理工大学校报的学生记者……”为了邀请“南京零距离”的主持人孟非来我校作讲座，这段雷同的话就算做梦我也能熟练地背出。从四月底讲座的策划书出炉到现在，电话卡打爆两张，电视台去过三趟，但每次都是“这个你得找xx部门！”从传达室到总台到“城市频道”到人事处到“零距离” 栏目组再回到总台循环……在长达数月传球式的硬磨软泡后负责请人的学生从3人减到1人，唯一的收获就是将江苏电视总台八个部门电话号码烂熟于心。不同的是，这一次人事处说：“明天你带着资料到电视台来吧！”感谢老天，眷顾生病的人。
　　“我们台里其他任何主持人出去都没问题，唯独孟非，作为社会新闻主持人，他的言行不仅仅代表他个人，台里对他参加外面的活动相当慎重。首先我们人事处从未批过孟非的外出，他本人也从没有申请过。”第四次来到电视台，听到这样回答的我比上次在电视台门口淋雨站了四个多小时连门都没进得了更难受。想想每次满怀希望地拨通电话又失望地挂线，每次兴匆匆地来到电视台又空手而回，想想已经离开的“战友”……实在是不甘心，什么都不管了，釜底抽薪，背水一战：“对，从5月份我们第一次来电视台时，传达室的工作人员就告诉我们，有好几家企业还有大学都邀请过孟非，全没批下来。在这几个月里我们也确实尝到了什么叫‘门难进，人难见，事难办’，我们跟其他的邀请单位比没有什么优势，但还是坚持要请孟非，因为我们全心全意地策划、组织了这次活动，我们会竭尽全力的做得卓越，所有的一切都是因为我们希望做好我们想做、该做和能做的每一件事！请您看一下我们的策划书，看看是不是完全没有可能。”那位工作人员拿起放在桌边的策划书，看了一会儿，问：“你是南京理工大学的老师还是学生？”
　　“学生，第一次来时我大二，现在大三。”
　　“好，你等一下。”拿起电话……
　　后来我去见了城市频道的副总监，一周后，我接到了孟非的电话。
　　11月13日上午，坐在逸夫楼102的观众席上，耳畔是观众的笑声和为孟非的妙语而响起阵阵掌声，我长长的吁了一口气：从5月11日到11月13日，半年的漫长“战斗”终于结束。（学生记者　苏燕）
与南理工“老外”们对话
　　采访外国留学生可以说是一次比较特殊的采访经历了，尽管语言、文化等造成了一定的障碍，但这并不妨碍记者与留学生之间的交流，在采访过程中还有不少有趣的小花絮。
　　跟三位俄罗斯姑娘的交流是记者第一次采访外国人，何况还是用俄语采访，心中不免有些紧张。好在“老外”们很体谅记者，语速并不是很快，碰到记者不知道的词也会耐心地解释，采访自始至终都像聊天一样愉快，记者也渐渐放松下来。不仅仅是做了一次采访，记者还与三位俄罗斯姑娘成了朋友。
　　大部分留学生的汉语水平并不是很高，记者们的外语水平也有限。采访常常是英语夹杂着中文还连带着比画，尽管如此，还是出现了不少“鸡同鸭讲”的场面，比如在采访印尼留学生陈大闻时，记者用中文向他解释了足有十分钟“领导”这个词他还是直摇头，最后还是靠英文才搞定。而在联系巴基斯坦留学生时，记者结结巴巴地用英文与他讲电话，电话那端却突然传来一句不太标准的中国话“我会讲中文”，记者拿着话筒当场呆立了三十秒钟，而周围的人早已笑倒了一大片。相比之下，与韩国留学生边在一的交流要顺畅的多，但他那一定要老婆做饭的理论却让记者哭笑不得。
　　这一次的采访经历确实不同一般，与“老外”们的对话也使记者得以从其他角度来看待我们的生活，看待南理工，甚至是看待整个中国社会，也由此来审视自己，去探讨自己还缺少怎样的素质，又应当如何去做。（学生记者　刘倩）
《正行》之路
　　2004年对学生记者团来说是别具意义的一年，一张记者团期盼已久的报纸在大家的努力下终于迈开了第一步。
一直以来，学生记者团就期盼着能独自办起一份完全反映大学生自己生活的报纸，这样的梦想从我进团以来就越来越强烈的觉察到、意识到，并且在与大家的交流中也发现了大家也有着同样的期盼。
随着《南理工报》的改版，周期缩短，学生记者团的角色也慢慢的在变化着。也就在这样的一个改革的时机，在老师和同学们的努力下，我们的子报——《正行》诞生了。《正行》的诞生之路总的看来还算是顺利地，因为从老师到学生，大家有着坚决而共同的想法——一定要把《南理工报》的子报办起来，把一份紧贴学生生活的报纸送到同学们的手里。
　　而我，有幸成为了这样一份报纸第一期——试刊号的执行主编。
　　在所有人的期望中，我开始了小心翼翼的尝试，每一步，都在大家的关切中迈出，倍受鼓舞，倍感压力。
一开始，关于何时出第一份报就有了分歧。众多工作中最麻烦的一个——也是我事先最没想到会麻烦如此的一个——报纸的名字，令大家伤透脑筋。
　　最先是我和一位老记者坐在一起你一个我一个的想，坐了两个多小时，头都想痛了，想了四五十个名字，最终我和他在“渐宽”这个名字上达成了一致。我以为就会这样定下来了，谁知向大家一公布。几乎没有一个表示认同，老师和同学们，一致觉得这名字不好，得改。
　　于是又向大家征集，征集来的一堆名字也无法得到大多数人的认可。我最后无计可施，只能把一堆名字摆到了宫部长面前。而宫部长在一一否定之后，从中修改了一个名字，得到了“正行”二字。这个名字在同学那里也基本得到了认同，于是便把“正行”两字写上了报纸。
　　报头的格式是在老早就商量好的，文武框，竖排，放在右边。这是个很复古摆放方式，这也是我自认为的一个得意之作。但是，到了最终没有坚持下来，除了试刊号，其它几期都是像《南方周末》那样摆到了左边。
应该说试刊号的事件报道和栏目创立的过程都比较顺利，大家在期末抽出时间很快地就把稿件交齐了，顺利得出乎我的意料。
　　记得那时正是大热天，拿着版样去印刷厂时我都是骑自行车的。一边骑一边流汗，尤其是上卫岗那个大斜坡时得下车推着走，酷热难当。不过最后一次从印刷厂定稿回来的路上，骑着车从卫岗冲下来，那段时间所有的酷热和郁闷都随着耳边呼呼的风声刮过，一去不回。
　　发报纸时的情景也令我备感欣慰。在一小区，我们的报纸还没有放稳就有一大堆带着好奇眼神的同学围了上来，在看见我们的一版大标题《网络，包围校园》时就纷纷拿报纸了。在我们还有一个小区的报纸没发到的时候就有同学发来消息，在教室里已经有人拿着报纸在看了。在发报纸的路上，我们也看见有同学拿着我们的报纸一边走一边看。看着读者仔细阅读的神情，我这执行主编也长长的松了一口气。我们的新闻部长发来短信：你是在阳光中奔波的人。看后感动得不得了。
　　事后还是有些遗憾的。比如没有拉到想象中的广告；比如被一位同学找出大大小小二十多处有问题的地方；比如没有做出彩报、瘦报……(学生记者　李建强)
我们与AIDS
　　大约一个月之前，笔者在一个很偶然的机会知道了12月1日是世界爱滋病日。笔者和记者团的几位老记者谈了很多，基于当前爱滋病的某些流行趋势，我们一致认为做一个我国大学生与AIDS的专题很有必要。作为大学生，我们不仅仅要关注发生在我们身边的事，我们更应该有关注将来可能发生的与我们息息相关的事的忧患意识。
简单的情景描述绝对不能达到使人目瞪口呆的效果，如果你也是11月27日预防爱滋病互动讲座上的听众的话，一定　与笔者有着同样的感受。
　　亲身经历的才是感触最深的，谁能想到，真正的爱滋病毒就距离笔者几米之遥？换水游戏结束后，校电视台的摄象机镜头对准了笔者，笔者说道：“这次交叉换水游戏让我从普通人的视角形象地看到了AIDS的传播速度之快——我们大学生也应该有防范AIDS的意识”。对于AIDS，如果连起码的防范意识都无从谈起的话，那么当AIDS真正出现在我们面前时，我们又如何保证自身的安全呢？
　　笔者星期天晚上开始做这个专题，用了半天的时间写出了一篇评论，但其中涉及到女生的某些资料笔者不易获取，于是就请另一名学生记者帮忙搜集有关资料，她欣然同意。“万事具备，只欠东风”，但当笔者向编辑部老师表达了自己的构想后，老师却说稿件已经足够了，建议我做个短讯，笔者于心不甘，当即表示专题既然已经做了停笔已经不可能，就算不能发表，“自己留着做个日记也行啊”，笔者没想到就是这不经意间的一句话打动了编辑部老师，在笔者回宿舍的路上，老师发来信息：编辑部准备增版了……
　　星期二，又加入了新的记者团成员，她们说一切进展顺利，于是我们商定第二天早上在编辑部定稿。当第二天她们拿着240份问卷调查交给笔者时，心里真是佩服她们的敬业精神。笔者没有想到她们之间竟能完成如此规模的问卷调查并100％回收。我决定充分利用这些弥足珍贵的一手资料，于是临时把专题由评论改为了问卷调查的性质。我们花了好久才统计出了繁琐的数据并一一将它们插入了原稿中，随后我们逐字逐句地改动稿子直到满意为止，她们已从网上搜集了许多新闻资料，文末的“相关链接”便是笔者抽取的最有价值的部分。这样，三个人共同完成了那份题为“下一个AIDS病人会是我们吗？”的专题。
　　笔者与其它两位记者搞出这个专题是带着强烈的感情色彩的，我们想用文字去警示，去倡导我们的在校大学生。发生在其间的一段插曲让笔者深有感触：参与其中的一名学生记者在学校机房查资料时机房突然断电，所有资料还没来得及保存就荡然无存了，“当时我差点哭了出来”她回忆道。
稿子是出来了，精神也可嘉，但效果还是远远不够，我们的手还不够辣。笔者对这个专题还不满意，负责任一点说，我们还有许多要学习的地方。
　　我们写文章，做专题不仅仅是为了能够上一篇稿子、凑版面而敷衍，而更多的是为了实现一个记者的良知，为了站在更高的地方为我们的大学生提个醒。
　　作为学生记者，我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学生记者　房臣波）
无声的采访
　　没有人说话，没有人嬉笑打闹，静静地……
　　安静得出奇的溧水县特殊教育学院的校园里，不同年龄层的学生们在交流着。南京理工大学的大学生们与特殊教育学院的智障学生们正站在空旷的校园操场里用笔和纸进行着感情的传递和心灵的沟通。这就是我在今年11月27日经历的一次特殊的采访情景。
　　一开始我并不知道自己要参与此次采访，也没有做任何的准备。直到此次活动即将开始的头天晚上，我才被要求参与这次采访，说是我们新记者有这个要求，他们需要我和他们一起做。正好，我那天也没有活动安排，于是就欣然同意了。心想能以记者的身份作一次“爱心大使”，真的很意外，更何况可以见识到另一番风景（主办方是包车去溧水县的，感觉像随团旅游）。
　　但是，参与进去以后，我的爱心也一发而不可收拾。这一刻，我找到了自己一年以来空虚无聊的缘由，为自己的心灵找到了寄托，也为自己的爱找到了方向。关注弱势群体——我们大学生也有的责任心。
　　“送人玫瑰，手留余香”，何况是与如此天真无邪、善良如天使般的孩子交流呢？我们只带给他们另一种生活的蓝图，告诉他们我们是这样生活的，他们就以十倍的热情来回报我们。他们有着不美满的人生经历，他们也有太多的不幸与伤痛，但他们给了我们渴求知识的眼光与对命运不低头的自信。从他们身上，我看到了自己的平凡与渺小。我已真正明白，我肩上的责任重大，我有义务做好这次以“爱“为主题的新闻。
　　本来是为作采访而去的，可是面对的却是一群使用身体语言交流的智障学生。怎么取得他们的信任？怎么了解他们内心深处最真实的想法？这一切的一切都是摆在我面前的难题。怎么实现我的采访？我没有现成的经验可以借鉴，也没有听说过相关的采访经历。
　　感谢智障学校老师的帮助，是他们用自己对我们的信任打开了孩子们的“话匣子”，他们开始信任我，开始和我交流。他开始用笔在我的采访本上写下了他的第一个问题“你的性格怎么样？”，我看了看他写的问题，也拿起笔认真地写上了我的答案“开朗、喜欢和别人讲话，喜欢帮助别人。”他开心地露出了笑容，展示出了对我绝对的信任。他是一个瘦瘦弱弱的小男孩，今年上八年级，是他们班成绩最好的学生，很爱笑，笑起来给人很亲切的感觉。我和他“聊”了好多，彼此都熟悉了不少。他在我的采访本上写下了他的理想与家庭情况，学习情况等很多信息。很让我感动的是，他说他将来想做一名致力于特殊教育事业的老师，理由是他认为老师是天下最灿烂的职业，这些都是他一笔一划写到我的采访本上的。
　　在这样一个寒风凌厉的冬天，用纸和笔和他们进行的交流虽然让身体有点受罪，但正是因为这样特殊的采访才能让我真正地理解教师的伟大以及孩子们学习的艰辛，他们没有正常人的生理，却要学正常人的课程，那种艰辛可想而知！
　　我是一名学生记者，我除了采访外，还给了他们自己的许诺，我答应他们要帮助他们，要经常给他们写信，还要给他们寄课外书，这些都是我发自内心的承诺。在此时，我自认为我已展现了一个真正的记者的风采与良知。记者也是社会人，记者更有责任去关注这些弱势群体。
　　我不是上帝的信徒，走不进理想中的“伊甸园”，但我是真情与爱的守护神，我的天地塑造得比“伊甸园”更神奇。我的采访之路，没有尽头，只有路边无尽的精彩。
（生约记者　江成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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